地方GDP目标隐现政绩压力

地方GDP目标隐现政绩压力

今年的中国经济将如何发展？各地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给出了第一份预期。近日，一直被认为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风向标之一的各地政府工作报告相继出炉，它们就像拼图一般，将一副看似美丽的2013年经济发展预期出现在民众眼前。在此次31个省区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24个省区将今年GDP增长目标定在10及以上，20个省区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目标设定在20及以上，物价涨幅则基本控制在5、4与3.5三个水平线上。媒体将此称为31个省区的“经济军令状”。但是了解具体数据后发现，除上海、北京、广东、浙江等地将GDP增长目标定在7.5至8之间，符合国家预期增长目标外，其他省的增长目标均大幅高出“国标”。那么，如果各省均能成功实现“经济军令状”，是否是预示着今年全国G脸上长白癜风DP增长将猛超国家预期？与中央安稳增长的精神是否是相悖？医治白癜风的特效药地方始终寻求GDP高增长与政绩冲动有何关联？这类模式能否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此，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就相干问题对法治周末进行了解答。“城镇化”的底气“出现这样的数据其实不奇怪。”连平告知，“但各省的数据含有水份，国家的经济发展数据相对真实一些。”事实上，每一年各地政府出台的政府工作报告，都会因其经济增长的目标与公众预期有所出入而被大众所关注。但各省的数据与终究统计到全国的数据之间不一定是完全相同的，如果只是简单地把各地经济发展数据平均，得出的结果将会很高。国家终究的经济发展数据是经过处理以后得出的，更能体现中国经济发展的真实水平。尽管如此，此次31省区的“经济军令状”仍显得过于乐观。其乐观的底气究竟源于何处？连平表示，首先，“经济军令状”的高预期反映出的是各省对经济增长方面的高度关注。地方仍然热衷于寻求GDP的高增长，不甘落后。其次，在经历了上一个经济发展周期的后期，经济发展速度相对回落以后，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预期曾一度降到7以下。但事实上，2013年是政府换届的第一年，也是125计划最为关键的一年。进入新的发展周期以后，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都有所改变，投资增速很难出现进一步回落，而是会延续走高。最后，去年提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仍在推动进程当中，基础设施项目的审批步伐逐步加快。预计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从2012年的14提高到18左右，今年全年GDP增长有可能到达8.5。因此，各地“经济军令状”的高预期并不是完全与中央安稳增长的精神相悖，而是在逐步释放城镇化等一系列经济增长动力后所带来的机会。“但这类预期不能建立在各省的主观愿望中，而应是基于对宏观经济环境和当地经济增长能力的苏醒认识上。”连平耽忧道。难以消弭的地方债务连平有此担心并不是偶然。在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行趋势一度明显，实际GDP增速曾回落到7.5以下，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像连平一样，其实不担心2013年的GDP增长将偏低，反而是忧愁出现偏高的可能。究其缘由，还是在于相信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政策转变能够构成强大的气力拉动GDP。只是这类强推行动，对中国经济发展并不是全是好处。连平指出，自2008年以来，面对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靠固定投资来对冲，从而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愈演愈烈。虽然短时间看来固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极其明显，但也要看到，投资边际效应已呈递减之势。重视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才是经济发展的长远之计。而且地方对铁路，地铁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需求虽然旺盛，却并不是所有省市都有能力负担和保持地铁等城市基础设施的运营。有些省区重复建设与超前建设的现象日趋严重，公路、桥梁建设过密的情况比比皆是，部分基础设施建设过于超前，导致长时间空转，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财政负担愈发沉重。为了解决这些财务压力，地方融资平台成了各地勇于立下“经济军令状”的又一砝码。今年，地方债务多有到期。且不说固定投资所需庞大资金从何而来，即使通过社会融资、再发新债获得资金，也犹如为了经济增长借新债还旧债，不利于消除金融风险源。反而容易让“经济军令状”成为盲目增长的护身符。警惕政绩冲动难道地方政府对盲目增长真的没有意识吗？对此，连平表示，事实上，地方政府对此早有认识，却鲜少改之。尤其是在中央再次强调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以后，各地政府已投入“保增长”的战役中。而需要苏醒的是，对地方政府来说，没有投资，就没有高增长，也就不会有政绩。“稳增长”可能被地方政府当作刷政绩的“挡箭牌”，自然也就不会停下盲目增长的脚步。从“经济军令状”中不难看出，近期各地政府将争抢着出台五花八门的投资计划，以确保到达增长预期。可以想见，只要中央政府的政策稍微松绑，各地肯定一哄而上。但是稳增长更需要稳投资，绝不能片面地强调大干快上，否则不但劳民伤财，还会加重产能过剩。既然如此，为何地方政府仍热衷于上大项目，定高预期？在连平看来，地方政府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他们需要政绩，需要花钱，更由于来自中央政府和商业银行的钱多数是不由那1届政府归还的。以现有税制为例，如果地方政府对企业不是以产量或销量定税额的话，投资冲动自然就少多了，由于GDP一旦不等于税收，投资再多也未必等于钱袋子，地方政府自然没有了积极性。中国的实情决定了中国经济还是投资经济，一旦中央政府提出要把“稳增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对很多地方政府来说，就是荣辱榜。而这类投资冲动的背后，凸显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缺少合理安排，和地方投资冲动缺少适度制约。面对政绩冲动与GDP的高额预期，我们需要苏醒，健康的经济发展究竟需要的是什么。GDP增长的出发点，应是民生福利的增长，而不是统计数据的增长和政绩的靓丽。投资构成的经济增长，虽然从长远看对改变一个地区的落后环境有益，也具有公共效益，但是，这类效益常常不能直接体现。如果地方将财力过度投入到经济增长而不是改进民生，乃至会造成公共福利的减少。过去的事实表明，许多固定投资项目，与民生增长并没有关联，如果重走这样的老路，那么经济就不是实实在在的增长，而只能起到催生泡沫的作用，那么各地立下“经济军令状”，还不如立下“民生军令状”来得实惠。